拍品名称：

莲花涌地 无上妙品-敦煌宝窟《妙法莲华经》

图录号：

1395

年代：

艺术家：

材质：

作品分类：

尺寸：

26×485cm

估价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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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卖公司：

博古斋

拍卖会名称：

2016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

专场名称：

古籍善本

拍卖时间：

2016年12月16日-17日

备注：

声 明：

唐上元三年（676）弘文馆写武后为亡父母追福发愿经
小麻纸一卷一盒
提要：是卷全长485厘米，凡11纸，整纸9纸，残纸2纸，每纸长47.5厘米，高26厘米，乌丝栏高19.7厘米，每纸28行，行17字。为《妙法莲华经》卷一，卷首阙，始于“妙法莲华经方便品第二/尔时世尊从三昧安详而起”，卷末写手、装潢手、初校、详阅等列名及燕尾俱完整。最后一纸36.2厘米，有乌丝栏21行，右起第一行为经文，第三行为“妙法莲华经卷第一”，第五行起为列名十二行，经文、卷末经名大题、题衔列名均在一纸之上，且经文字体与前几纸完全一致，故可以排除后人以另纸伪题列名，接纸于经文之上的可能。此十二行列名为：“上元三年十一月二日弘文馆揩书成公道写/用小麻二十一张/装潢手解善集/初校禅林寺僧慧智/再校禅林寺僧慧智/三校禅林寺僧慧智/详阅太原寺大德神苻/详阅太原寺大德嘉尚/详阅太原寺主慧立/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/判官上林署令李德/使朝散大夫守尚舍奉御阎玄道监。”
此卷书法飘逸流丽，亦是初唐面目。与大英博物馆所藏编号S.1048一卷（S编号系斯坦因得自敦煌藏经洞者，下称“斯坦因卷”），同为上元三年武后发愿经。“斯坦因卷”，尾十二行列名，此卷与之几乎完全一致，可以断定，当为同一人所书。
是卷纸张未经裱衬，纸色沉黄，质地柔韧，据卷末题款，此种纸张在唐代称为“小麻”纸。据现有资料，武则天发愿经纸张分“纸”和“小麻”等，在卷武则天发愿经中，“斯坦因卷”与拍品同为“小麻”纸写，其余所见多卷则题为普通“纸”书写，而在故宫所藏贞观二年宫廷写本《善见律》，则题以“大麻”纸抄写。此为实物例证，可见在初唐，纸张有各种分类，其用料、厚薄、质感应有较明显差异。据北京理工大学赵和平《武则天为已逝父母写经发愿文及相关敦煌写经综合研究》（下简称《赵文》）“唐代写经，标准宫廷写经一纸（28*48厘米左右）为28行，17字。”此处行格所述与实物无误，而关于纸高论述，则与实物不同，“斯坦因卷”高约26厘米，此卷纸高亦26厘米。可见或是《赵文》有误，或者是其余写经中有高28厘米者，恰又为《赵文》作为样本采录。
另可参见饶宗颐主编《敦煌书法丛刊》中收录数卷。
1：第十八卷《碎金》第一分册P22，有唐高宗总章三年（670）《妙法莲华经》第一卷（伯希和发现，现藏卢浮宫，编号PelliotChinois2881），卷尾有总章三年三月廿四日清信女孙氏写经题款一则，此卷文字中“诸”、“如”、“者”、“喜”等字，左起首横笔，远离田字格外出笔，较一般写法为长。与拍品写法类似。
2：第二十三卷《写经》第四分册P37（伯希和发现，编号PelliotChinois3709），有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（648）《佛地经》残卷，卷尾有贞观年间郗宏爽写经题款等。卷中“竖弯钩”之横笔，较一般写法为长，比如“无”、“现”、“说”等字皆与拍品写法类似。而二卷中“智”字同为左右结构，左边旁为“矢”字，右侧“口”、“日”为上下结构，此为早期写法之特征。
3：同上，P3136，又有《金刚般若经》一卷，编号PelliotChinois3278。与拍品同样为上元三年（676）武后发愿经，虽笔锋略有差异，但其字形结构则极为相似，如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”等字可作比对。
综上所述，可断定此卷为新发现的武后发愿经，恰如莲华涌地，大光普照，可悦众心。
参考资料：
咸亨元年九月，武则天生母杨氏去世，其时，武则天已经取得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，她为了给已逝父母做功德，发愿写《金刚经》、《妙法莲华经》各三千部，《金刚经》为一卷本，《妙法莲华经》为七卷本，若全部完成，当写有《妙法莲华经》二万一千卷，《金刚经》三千卷，真可谓一项浩大的工程。另有武则天为逝太子李弘追福造《一切道经》三十六部七万余卷。总计约十万卷。为了完成这一工程。她首先将长安修祥坊中杨氏旧宅舍为太原寺，调慧立任寺主、道成任上座，可能同时也调集了一批高僧进入太原寺，筹备抄写诸经的工作。隋唐时代，主人故去后，舍宅为寺是一种追福的形式，武则天也未能免俗。武则天任命虞昶为使，向义感为判官，调集门下省、秘书省、弘文馆、左春坊等机构的楷书手专任抄写工作；同时，又调集西明寺、大总持寺等长安城中至少十七座寺院的僧人担任经卷的初校、再校、三校。从现在已知的资料判断，目前所见时间最早的一卷写经抄于“咸亨二年（671）五月廿二日”，最晚的一卷写经抄于“仪凤二年（677）五月廿一日”，初步判断这项抄经工作持续了至少六年。从敦煌藏经洞已发现的数十卷写经判断，三千部《妙法莲华经》及《金刚经》可能全部抄好后下发到州县，其中一部分流传到甘肃敦煌，赖敦煌石室得以保存至今。

第1395号拍品与大英博物馆藏武则天发愿经的对比：大英博物馆藏有敦煌写经一万余卷，其中编号S.1048一卷（S编号系斯坦因得自敦煌藏经洞者，下称“斯坦因卷”），与本品同为上元三年武后发愿经。卷末有造经题衔列名十二行：“上元三年十一月五日弘文馆揩书成公道写/用小麻二十一张/装潢手解善集/初校禅林寺僧慧智/再校禅林寺僧慧智/三校禅林寺僧慧智/详阅太原寺大德神苻/详阅太原寺大德嘉尚/详阅太原寺主慧立/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/判官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德/使朝散大夫守尚舍奉御阎玄道。”列名字迹与本品完全一致，仅李德列名一行文字稍有区别，“斯坦因卷”作“判官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德”，此卷作“判官上林署令李德”，按唐有上林署，属司农寺，掌诸园囿池沼种植蔬果及藏冰等事，此处虽有差异，但列名时省略“司农寺”亦可。同样例证，据北京理工大学赵和平《武则天为已逝父母写经发愿文及相关敦煌写经综合研究》（下简称《赵文》），大英博物馆所藏咸亨四年至凤仪二年间数卷判官为李善德的写本，或有题为“李善德”者，或有省略“善”字作“李德”者。另现存四十四卷宫廷写经中，有四十三卷装潢手为解善集，其中部分题做“解善集”，部分省略“善”作“解集”。此种省略，乃敦煌写本常见现象，上林署隶属司农寺，略去“司农寺”，也是自然。“斯坦因卷”，尾十二行列名，拍品列名书法与之几乎完全一致，可以断定，当为同一人所书。